文/向邦平

一枚里耶秦简（9—2300）如是记载：“都乡黔首毋濮人、杨人、臾人”，张忠炜《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概说》引游逸飞陈弘音《校释》指出：“臾人大概与古史的三苗有关”，《湘西苗族百年实录》等文献皆认同三苗为今天苗家（苗族）祖先。《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唯裨，修，鱼人实逐之。”里耶秦简中的“臾人”和《左传·文公十六年》中“鱼人”应该是同一族群，即今天的苗家（苗族）。龙京沙等考古学家认为：里耶秦简中的“杨人”即为古时的“杨越族群”。那么，里耶秦简中的“濮人”又是谁呢？

笔者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楚辞与土家文化研究》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土家族族名考订》中详细论证：濮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武陵山区土家分布区，濮人是武陵山区土家分布区的原住民；濮子是“南夷廿有六邦的联盟酋长”，濮子是“南蛮”的“蛮夷君长”；濮子即服孳（兹）；服孳（兹）即毕兹；毕兹即土家，土家即土家族；濮人就是今天土家族的祖先。

另有一枚里耶秦简（12—10）如是记载：“越人以城邑反蛮”。后文将论述，先秦时期的里耶地区（迁陵县）除了“秦人”，还有“濮人”（土家）“杨人”（杨越族群）“臾人”（苗家）。那么，这里的“越人”似乎就是“杨越”（杨人）。这充分说明，秦朝时期，南方的越人（杨越族群）已经大量进入酉水流域的里耶地区，并且同当地更早的原住民“蛮”（濮人——土家，臾人——苗家）产生密切互动。

还有一枚里耶秦简（9—1145）记载：“须濮人臾人……”“不通濮人……臾人”。此外，多枚里耶秦简记载：秦时，有来自阳陵（今陕西咸阳）和南阳（今河南南阳）的秦人在里耶（迁陵县）地区居住。

张忠炜《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概说》指出：“秦汉时期，都乡多与县城同地或者县城附近，里耶简所见都乡当也如此”。另据里耶秦简记载，当时迁陵县（今里耶地区）共有三个乡：都乡，启陵乡，二春乡。既然，迁陵县的都乡“居民没有濮人(土家），杨人（杨越族群），臾人（苗家）”。反推下去：迁陵县的启陵乡，二春乡“居民就一定有濮人(土家），杨人（杨越族群），臾人（苗家）”。

张忠炜《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概说》又说：“迁陵县的民众组成，似乎以县城内外的编户民为主，另有为数众多的各类刑徒，以及官府、个人所拥有的官私奴婢。就编户民而言，大概多是土著居民。”濮人(土家）、杨人(杨越族群）、臾人（苗家）这些土著居民的人数应该比秦人多。

以上论述证明，秦时的迁陵县（今里耶地区），秦人主要居住在“县城同地或者县城附近”的都乡，濮人（土家）、杨人（杨越族群）、臾人（苗家）等土著（原住民）则居住在乡下的启陵乡和二春乡。虽然，秦人和濮人（土家）、杨人（杨越族群）、臾人（苗家）等土著（原住民）在居住区域上存在差别，但仍然可以发现：秦朝时期，里耶地区（迁陵县）甚至武陵山区有着密切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记载：“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自云先世躲避秦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武陵山区自汉以来到魏晋一直叫“武陵郡”，郡所据考证先后在今天的常德和溆浦，那么，这里的“武陵人”究竟是武陵山区边沿的“武陵人”，还是武陵山区深处的“武陵人”呢？如果为前者，那么可能就是今常德地区的“汉民”，如果为后者，那么可能就是今湘西地区的少数民族。文中另有记载：“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见渔人，乃大惊”“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从文中描写的风土人情来看，这里的桃花源似乎更像是武陵山区深处的少数民族地区。

当然，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是一个理想中的世界，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但是，1300多年后，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里这个超现实的“桃花源”在清人顾彩的《容美纪游》中似乎得到现实地印证。清人顾彩《容美纪游》如是记载武陵山区的容美土司：“山环水复，中多迷津，桃花处处有之，或即渔郎误入之所”。诚然，清人顾彩《容美纪游》和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自然人事确实非常相似。

从上述可知，“桃花源的原型”一定存在，这个“桃花源的原型”很有可能就是秦汉魏晋时期武陵郡的武陵山区。《桃花源记》中“桃花源的原型”同里耶秦简中的记载出奇一致。《桃花源记》中的“秦”和里耶秦简中的“秦”内涵基本相同。秦末乱世的烽火炼就一个永恒的桃花源，留下三万七千枚珍贵的里耶秦简。

里耶秦简生动形象地证明：大秦帝国时期的里耶（迁陵县）地区乃至武陵山区，是土家、苗、汉等多民族祖先共同繁衍生息的家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花从秦朝穿越千年，直到今天，依然喷香扑鼻，依然灼灼开放。

（一审：李孟河 二审：莫成 三审：彭业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