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第四届湖南旅发大会5月24日在岳阳举行，谨以此文，为其助兴！
文/山里人
去岳阳，我自然是要登岳阳楼。
登岳阳楼，我自然是要再读一遍《岳阳楼记》。
岳阳楼，在洞庭湖畔，她宛如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昂首挺胸，静静矗立，承载着千百年来的历史与文化，像是为我们诉说着无尽的忧乐情怀。
然则，岳阳楼的外观，是其形，雄伟壮观，承载着历史的厚重；而范仲淹的“忧与乐”，则是其神，赋予了岳阳楼灵魂与深度。这座楼，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见证了朝代的更迭，经历了岁月的风雨洗礼，却始终屹立不倒。就如同“先忧后乐”的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千古，从未褪色。
对于我这个凡夫子来说, 人生是忧，是乐，自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命运。至于寻忧找乐，那便是一番姿态与情趣。
一
《岳阳楼记》中的第一句，便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为什么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因何而贬职到巴陵郡做太守？越明年，便是庆历五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滕子京主持重修岳阳楼，扩大其规模。
庆历四年春，也就是公元1044年春天。庆历，是北宋仁宗皇帝赵祯的第六个年号。在短短二十年间，他更换了六个年号。如此频繁地更换年号，确实令人忧心忡忡。
那是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十月，对北宋称臣的党项首领李元昊，决定对宋称帝。他穿上龙袍，坐上龙椅，正式建国，史称“西夏”。 当年十一月，宋仁宗便改年号为宝元。所以，这一年既是景佑五年，又是宝元元年。宝，皇帝大宝之位；元，天下第一。二者合，有皇权无上之意。但年号美好的寓意，却没给北宋带来好运气。
李元昊上位后，给宋仁宗写信不断挑衅。平时能忍的宋仁宗，这次却忍不住，立即停止了双方互市。于是，刚当皇帝的李元昊，就想在北宋面前露两手，便频繁进攻北宋边境。
宋仁宗宝元三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的军队进攻北宋边境三川寨。双方最终在延州三川口发生恶战，宋军被西夏军队斩杀五千余人。宋夏第一次大战，宋败夏胜。兴许，宋仁宗觉得宝元这个年号晦气，就迫不及待地于这年二月，将年号换成了康定，希望宋朝富足与安定。
宋仁宗为找回面子，于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将范仲淹召回京师，任命他和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配合安抚使夏竦共同防御西北边境。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负责鄜延路。九月，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也因西北战事进击，被派遣为泾州知州，负责防御西夏。
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兵十万直抵好水川，韩琦命环庆路副都督任福率兵数万，迂回至李元昊军队后方展开进攻。李元昊在好水川发挥骑兵优势，采用设伏围歼战法。这场战斗，宋军直接战死一万多人。宋夏第二次大战，宋败夏胜。好水川惨败后，宋仁宗在这年十一月又改了个年号，就是庆历。
庆历二年(1042年)，从北宋跑到西夏的张元建议李元昊进攻北宋守备弱的关中地区。于是，李元昊再发大军进攻北宋泾原路，在定川寨占据有利地形，诱宋军出战，尔后断其粮道与归路，集兵围攻，斩杀宋军近万人。之后，李元昊得知范仲淹率军来援，这才回撤。宋夏第三次大战，宋败夏胜。
三次宋夏之战，北宋节节败退，元气大伤，史称“镇戎三败”。西夏虽然三次获胜，但作为小国，又刚立国不久，国力也不容许李元昊再与北宋作战。庆历三年春，李元昊派出使臣上书北宋商谈和议，双方战事暂时告一段落。
这个时候，滕子京在泾州，设酒宴犒赏宋军士卒，在大云寺祭祀阵亡将士，抚恤遗族，安定人心。因为这事，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调任京城后，被弹劾滥用公费十六万贯。滕子京一慌，就将账本和抚恤名录等全部烧光。这下罪名坐实，于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
庆历四年，是个特殊年份，被范仲淹写进了《岳阳楼记》里。而其中的巴陵郡是古代的行政区划，最早设立于晋惠帝元康元年。隋文帝时，废巴陵郡，改为巴州，北宋改为岳州。这样，滕子京应是贬任岳州太守，尽管他在岳州时间不长，但他修建岳州学宫和重修岳阳楼，为后人所称赞。
二
此时此刻，我望着岳阳楼，只见飞檐斗拱，盔顶宛如古代将军的头盔，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它以一种雄浑而庄重的姿态，俯瞰着八百里洞庭的波澜壮阔。楼体三层，纯木结构，没有一钉一铆，全靠榫卯结构相互衔接，展现出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每一层的飞檐都向上翘起，犹如展翅欲飞的鲲鹏，轻盈而又矫健。檐角悬挂着的风铃，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仿佛在低吟着岁月的歌谣。
是的，战争检验了宋朝的成色，也让宋仁宗清醒，知道靠改年号，赋予再多的美好寓意，也无法解决问题。于是，在宋夏战事和缓后，宋仁宗于庆历三年召范仲淹回京。
从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也在西北战场呆了三年多。这期间他修城寨、置营田、饬军队、募乡勇、选名将、抚羌人，稳定住了形势。他在前线，目睹了连年战事，看着被战火蹂躏下萧瑟悲凉的边塞，写下了《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明白，大宋的“祖宗之法”该改了，这就是“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七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与富弼、韩琦等共同推行改革，实行新政，拯救大宋。他们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的改革核心内容：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看后，很快采纳并颁行。
新政的实施，触动他人利益。庆历四年(1044年)被侵犯利益的朝中之人，不断发起毁谤新政的言论，渐成趋势。将范仲淹等人诬陷为“朋党”，引起了宋仁宗的猜忌。队友欧阳修，送上了“神助攻”，写了一篇《朋党论》呈了上去，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毁于一旦。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知郓州。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知扬州。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
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北宋错失了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范仲淹只能在庆历六年去了邓州，期间写下《岳阳楼记》，将自己的理想抒发出来：“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其实，他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三
我一边回想着范仲淹经历，一边迈步沿着台阶缓缓走近岳阳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岳阳楼的大门。门上的楹联苍劲有力，“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寥寥数语，便将岳阳楼的地理形胜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语道破。
踏入楼内，仿佛穿越时空，走进了历史的长河。一楼大厅内，巨大的《岳阳楼记》雕屏赫然在目。雕屏由紫袍金带石镌刻而成，字为楷书，笔力刚劲，每一个字都像是有生命一般，仿佛范仲淹当年挥毫泼墨的场景就在眼前重现。仔细端详，那文字似在诉说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
那么，范仲淹忧的是什么？乐的又什么？忧，我前面讲了许多，边境战争的失利，庆历新政的失败，等等，无不让范仲淹忧心忡忡。如此忧愁，他又怎么能乐得起来？
我这样思忖着，却不知不觉地登到了岳阳楼的二楼。这里空间相对开阔，透过窗户，洞庭湖的美景尽收眼底。此时，范仲淹笔下“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壮阔画面真切地展现在眼前。
远处的君山岛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一颗镶嵌在湖中的绿宝石。湖水波光粼粼，与天际相连。当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仿佛是大自然在这面巨大的镜子上轻轻舞动。
在这样的美景之中，我的思绪仍不禁飘荡。范仲淹虽被贬谪，却心系天下，将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这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在这壮阔的湖光山色映衬下，显得愈发深沉而伟大。
据史料记载，滕子京在岳州，以政绩卓越著称，尽管时间不长，但他在修建岳州学宫和重修岳阳楼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他在给范仲淹的信当中，以及他自己的文章之中，还是有很多牢骚的，既有“忧谗畏讥”，也有心中的不平和不忿。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是宽慰、宽解滕子京。毕竟在这一批人当中，范仲淹是一个领头人，是一个精神领袖。所以，他就希望滕子京能够“登斯楼也”，要“心旷神怡”。怎么样才能做到“心旷神怡”？要“宠辱偕忘”，不以宠喜，不以辱悲。若实在不行，就“把酒临风”，在这个楼上畅饮，而被风轻拂，“其喜洋洋者矣”。
范仲淹以此劝慰滕子京，希望他不要悲伤，也不要因此而伤身。其实，写《岳阳楼记》之时，范仲淹已经年过半百，他的状况比滕子京更差。其在《乞小郡表》中曰：“窃念臣前在饶州日，因学行气而有差失。遽得眩转之疾，对宾客忽倒，不知人事，寻医救得退。自后久坐则头运，多务则心烦，昨在延安，数曾发动。”范仲淹因其头痛眩晕，只想“守一小州，庶获安静，尚图痊愈。”“不道鲈鱼美，还堪养病身。”他主动去邓州，只是想闲下来，安静养病。
因为，范仲淹这些病痛，他不能给滕子京说，他作为庆历新政的领头人，“改革派”的领袖，他必须乐观起来。同时，他也希望与他一同遭贬的人都能够快乐起来，大家喜气洋洋。所以，他作为当时的精神领袖，必须写“乐”，用这个“乐”来鼓励这些因新政而受贬的人。
那么，范仲淹在邓州有没有开心的事情？有一点点，他年过半百，生了一个儿子范纯粹。他在这里平静的生活，而且能够在百花洲办学，心情自然也比较好。后来，他离开邓州时，老百姓都挽留。所以，他觉得与民同乐，还是很开心的。
“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登上这座楼，就会有一种离开朝廷，怀念家乡的感觉。现实中受了委屈，登上这座楼，据高望远，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这个楼有这样一个作用，看来，滕子京这个楼也没白修。
四
于是，我便急切地登上了三楼。这里，视野更加开阔，心境也随之变得更加豪迈。在这里，似乎能感受到范仲淹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情怀。尽管他远离朝廷，仕途坎坷，但心中那份对国家和百姓的忧虑从未减少。而“先忧后乐”的精神，更是超越了个人的得失，上升到了一种对社会、对天下的责任担当。
在这岳阳楼的最高处，望着眼前的湖光山色，想象着范仲淹当年或许也在某一个时刻，怀着同样的心境，感慨万千。他的“忧”，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的兴衰、百姓的疾苦；他的“乐”，也并非是个人的功成名就，而是天下苍生的安居乐业。这种忧乐情怀，犹如一座灯塔，照亮了历史的长河，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奋斗。
皇佑三年（1051年），六十三岁的范仲淹手书韩愈的文章《伯夷颂》，寄赠给好友苏舜元，一时传播甚广，成为北宋文化史上的特殊事件。当时及后世观赏、题跋者甚多，其热烈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这个时候，范仲淹为什么要大力宣扬伯夷？“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这个伯夷，他不仅仅是个隐士，他让贪污的人能够廉洁，让懦弱的人能够立志。为什么呢？一个隐士有这么大的作用？“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过去做隐士，就是心中无欲。无欲则刚，人无欲了，怎么会贪呢？人无欲了，怎么会怕死呢？所以，他对伯夷的评价非常高。
说伯夷的同时，我们还看一看另一个人，他叫戎夷。那是某年冬天，戎夷和他的一个学生在野外过夜，天很冷，戎夷就对他的学生说，这么冷，我们俩穿这么单薄的衣服，只有一个把衣服给另一个人穿，才能够活下一人。我是一个国士，还能拯救天下更多的人，你看你能不能够将你的衣服给我穿？这个学生说，我又不是国士，我怎么会把我的衣服给你穿，让自己冻死呢？戎夷就感叹了：“嗟乎，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从价值判断来说，肯定应该牺牲这个学生，让这个国士去救济更多的人。但是，戎夷在这个时候，毅然决然地把衣服脱给了学生，拯救了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儒者，一个士大夫，能不能够为普通的老百姓而牺牲？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先忧什么？从天下还没乱的时候，他就开始忧了，有了忧患意识。后乐什么？就是什么时候天下的老百姓都快乐了，自己就快乐。然而，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愿望。那么，换句话说，像范仲淹这样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其实他们是没有“乐”的，只有“忧”罢了。
那么，范仲淹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何时而得“乐”呢？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无解的命题。没有时间可乐，没有机会而乐，这就是一种使命感。《岳阳楼记》，它在唐宋思想史上，在唐宋文化转型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也就是“唐宋第一名篇”，就在于它倡导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就是说“何时而得乐”，实际上是没有时间的，也没有机会而乐。
但是，在范仲淹看来，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就要“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心忧天下，身无分文。”这样一个起点和终点，就是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担当。正因有这种担当精神，范仲淹才能成为那一个时代的精神领袖，一个时代的完人！
五
在现代社会，岳阳楼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怀着崇敬的心情登上岳阳楼，感受着那份穿越千年的忧乐情怀。而范仲淹的“忧与乐”，也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我们生活在和平繁荣的时代，但依然不能忘记“忧”，要忧虑环境的保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也要追求“乐”，但这种乐是建立在为社会做出贡献、为人民谋福祉的基础之上。
岳阳楼，这座屹立在洞庭湖畔的千古名楼，以其内外兼修的独特魅力，将范仲淹的“忧与乐”，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它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秉持着“先忧后乐”的精神，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努力。让我们在这湖光楼影之间，聆听历史的教诲，传承那份跨越千年的忧乐情怀，让它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登斯楼也，是忧，是乐，都由我们自己把握！
（山里人，实名彭昌辉，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生态文学分会会员，湘西州作协生态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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