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向午平
当故乡排茹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时候，我没有感到惊喜，因为潜意识里，总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排茹为苗语，大意是深山峡谷里面的一块坪地。其实，这坪地很小，是由无数块更小的坪沿着缓坡的山势呈梯形组成，稻田和旱地便有了起伏，茶园只能一垄一垄围着小山堡呈螺旋状如波浪般荡向山顶。建了房屋没了坪坝，就从主屋的侧面支出一幢悬空的小楼，小楼的走廊上时常挂着一串串鲜红的辣椒，或者金黄的玉米。村间小道似树叶的脉管，东奔西窜地连接着这房那屋，每一条小道都会因为地势有一段长了青苔的石阶默默地沉淀岁月。这岁月里，有父老乡亲们从生到死的轮回；这岁月里，也有我长满了憧憬的童年。
与我一样充满了幻想的排茹孩子，都在期盼着沿着这溪谷、爬过那山岭去看看山外的世界。在通往山外的小道上，便有了一个个背着粮食、带着酸菜上学的孩子，只要有排茹的孩子就读的学校，成绩单上排在前几名的就一定会出现排茹孩子的名字。然后，进长沙、上北京，走进各个大小不一的城市。
排茹的耕读遗风被附近的十里八寨津津乐道，排茹孩子的求学故事也常常被别人当作教育自家孩子的典范。村子里的老人们听到外人的赞美，乐得合不拢嘴，最后总会骄傲地蹦出一大堆话来：排茹孩子肯读书是有根由的！毛主席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新中国成立前曾在这里开办过私塾；旧社会，村里的私塾先生向顺学，在自家堂屋里教学，邻里失火，房子被烧，便在屋后的山洞里继续设馆教学，这个山洞就是现在我们讲的“顺学岩爬”……
孩子们怀揣着梦想走上了山外的大道，大人们只能在排茹的山径上耕耘自己的梦想。不管这梦想是平淡无奇，还是波澜壮阔，都凝结着一种大山的坚韧和执着，那个叫文海的四爷爷就把这份坚韧和执着表达得淋漓尽致。20世纪80年代，他买了一台二手解放牌汽车，要把这车开进排茹。可是没有公路呀，怎么办？他带着一帮青年，沿着溪谷，挖河床，填塘坝，十多公里的路，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车子开进了排茹。那天，是排茹孩子的节日，几百双新奇的眼睛围着汽车，从日出看到日落，还有十几个孩子挤在有些破旧的车厢里，做了整晚的美梦。这条路，成了排茹通向外界的交通要道，持续了好多年，每年都有村民自发地去整修，直到一条真正的公路通进了排茹。
有了公路，排茹就绽放了新的希望，村民的梦想里也增添了更多的色彩。那一垄一垄的茶园不再局限于荡向小山顶，而是如五线谱一般延伸至坪坝、坡地；一到春天，那一垄垄、一行行间便有无数双手指富有节奏地挥舞，让整个村子都弥漫着醉人的茶香。这茶香，吸引了很多茶贩、茶商，便有许多的摩托、小车、货车开进排茹，在路边、地头形成一个又一个小小的交易场所。
村子里，新的木楼房就一幢幢地拔地而起，侧面伸出的吊脚楼越来越多，房前屋后的花草、果木也逐渐茂盛成了一方景致。这景致，村里人不稀罕，外地人却极为赞赏，用相机或手机拍了，发在网站上和朋友圈里，赢得不少的惊叹，也便有了更多的人走进排茹。
县里的一个作家在村子里走了一天，写了一篇《排茹的篱笆》，发表在县里的一个文学内刊上。村里人找来了这刊物，相互传看，脸上每一个细胞涨满的都是骄傲、是喜悦，嘴里却偏偏说：“这个作家没见识，光排茹的篱笆都写了这么几大版字，要把排茹的好写完，不是要写厚厚的几大本书？”
茶余饭后，村子中间那个常常聚了一大堆人的桥头，便生出了讨论排茹的人和事的话题。
有的说，排茹出狠人。北伐战争时期，有一个排茹人打仗厉害，三年时间就从一个小兵当到了连长，回来探亲时骑着白马，挎着手枪，威武得很；解放前，排茹设有乡公所，乡长是排茹人，管得十里八寨服服帖帖，再恶的土匪都不敢进犯；排茹也出作家，他和沈从文、黄永玉的关系都好，还把我们排茹写进了很多全国出名的报纸杂志。
有人便应和，是咧是咧。排茹的民办老师都评得了全国优秀乡村教师，排茹的赤脚医生也评得过全国优秀乡村医生。那次，全县评选首届十佳杰出青年，我们排茹就占了两个。
2014年，我陪同湖南卫视的著名主持人李兵去排茹采访，就是在这桥头聚集的人堆里，在这山歌轻唱的氛围里，兵哥挪不开他那走南闯北的脚步。也就是在那一年，排茹的茶叶和风情民俗首次通过湖南卫视“世界看湖南”栏目走向了更远的远方。
和李兵的挪不开脚步不一样，著名诗人匡国泰却在排茹撒开了腿疯跑。为了给我在《文学界》里做一期“诗人与故乡”的专栏，他从长沙专程过来走进了深山溪谷中的排茹。一走进排茹，他就激动不已，举着相机，对准这个房檐那个屋角、这个楼子那个院门，使着劲儿咔咔咔地按下快门。从寨子的东边跑到西头，又从寨子的上方跑到下边，再爬上寨子对门的那个山堡，一刻也没有停歇，硬是从烈日高照的鸡鸣狗吠拍到了夕阳西下的炊烟四起。
终于累了，他坐在村口的一块石头上回望村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说你不是诗人，不想上这个栏目，你看，你这故乡，本身就是一首真正的诗，一首乡村的诗、中国的诗、世界的诗。”接着，他拿出电话，拨了号码，通了十几分钟的话，笑了笑，又说：“我刚才和你北京的舅舅通了电话，他正在鸟巢看晚会。一边是都市的繁华和喧嚣，一边是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可以通过这手机拉近到可以通话的距离，是不是也是一首诗呢？”
我没有回答，脑子里一会儿是北京的画面，一会儿是排茹的景致，拉开了又重叠，重叠了再拉开，如此周而复始，无尽的循环。
没想到，在这无尽循环之后的某一天，山东籍的李红旗却从北京来到了排茹。这个会写小说，当过导演的青年，来了就再也没有离开，十一年来，他和自己的一家人融进排茹的山水里，成了排茹一道新的景致。他家做了面食，会送给串门的村民品尝；从地里归来的村民，也时不时地在他家门口放上一把新鲜的蔬菜。红旗的小儿子偶尔还会拿起一个小箱子，上面写了“胖子肉包，胖子馒头”，热乎乎地在村子里售卖，排茹的饮食习惯里开始浸润起北方的味道。
红旗住的房子是我童年的旧居，没做什么改变，其中两个房间堆满了五颜六色的碟片和大小不一的书籍，《弗罗斯特集》《里尔克精选集》……这些排茹村民祖祖辈辈听都没有听到过的书名也开始沾染了排茹的气息。
大学毕业的红旗夫人郭艳已经和村子里其他的媳妇没有什么两样，种菜、砍柴、赶集、喂鸡、养鹅，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两年还会去村里的幼儿园，教一教那十一个孩子看图识字。
她说：“我们来排茹，不是来体验的，是来生活的。”
有时候，红旗也会对别人说起从村民那里听来的排茹神奇的人和神奇的事，但这些从来不会出现在他书写的文字和拍摄的电影里。
他说：“我不想太多的人来打扰排茹这块土地。”
后来，长沙潇湘晨报的《晨报周刊》来排茹专门对红旗进行了一次采访，排茹图文并茂地出现在了“湖南秘境”专栏中。
有一次，我对红旗说：“你的小儿子，十一岁了，在山东老家待的时间加起来还没有三个月，其他时间都在排茹，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就是排茹人，他的家乡就是排茹村。”
红旗笑着说：“不仅仅是他，我们一家人都是排茹新的村民。”
我也笑了笑，问道：“你说，排茹很多的人都走出去了，会不会有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人走进排茹，成为排茹新的村民。”
红旗很认真地看了看我，答道：“会的，一定会的！”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在北京培训，有一个排茹的青年也从广州到了北京学习。他邀上我，还有一个在北京打工、一个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排茹孩子，一起去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相见。
后来，我们又一起去学生食堂要了个包厢，共进午餐。也不知是谁说起了我们那个藏在深山峡谷中的排茹，一下子就有了共同的话题，你一句我一句，多年不见的陌生和距离感逐渐消失。那一刻，我们嘴里咀嚼到的都是生活在排茹时童年里饭菜的香味。
也许有一天，在排茹那个村民聚集的桥头，会有老人摇头晃脑地说起，某一个夏天，有四个排茹人在北京大学的学生食堂里为排茹干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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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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