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印
外甥给我打电话，说他爹几天前忽然头晕，恶心，到县医院查了，没住院，医生只开了些药后，没说别的，只说从现在开始千万别喝酒了。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姐夫已和我家行走了50年，很少听说他生过病，所以我感到有些不安。姐夫第一次到我家来时我才12岁，那时他一米七五的个头，脸庞虽被强烈的阳光抹去了光泽，肩膀甚至有些黝黑，但两脚生风精神抖擞充满了青春活力。后来我父亲非常喜欢他，是因为他们父婿俩都是酒鬼，所以“臭味相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岁月，温饱仍然是很多农民最头疼的问题，对于好酒之人能有酒喝自然是难得的口福。尽管那时很穷，姐夫每次来我家，别的可以不带，但不能不带两斤白酒。
我父亲一辈子好酒，但最令我遗憾的是他穷了一辈子，所以一辈子没有足够的酒喝。
父亲在世时的日子买酒钱全靠卖柴，那年月人们最无奈的是温饱，所以土地里种植的全是吃的。父亲千辛万苦将一担柴挑到集上能卖两块钱，当时的苞谷酒（有时甚至是蕨根酒或红苕酒）一斤6毛钱，父亲每次卖一担柴只能换到3斤酒，另就只能买几盒火柴，几粒糖果（那年月火柴两分钱一盒，水果糖一分钱一粒）。
父亲平日里不拘颜笑，总是板着一张冰冷的面孔，仿佛这生活中他看什么都不顺眼，我常常望而生畏；而当姐夫每次来我家，父亲就格外高兴，他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姐夫给他带得有酒。
那时候的酒是纯的，不存在勾兑。苞谷酒醇香余味绵长；蕨根酒虽有酒味但去不掉苦涩；红苕酒虽酒味十足但难免腐臭，嗜酒之人只要拧开酒瓶盖或酒罐盖一闻气味便知酿酒的原料。姐夫家在县城边上，离县国营酒厂近，买酒条件好。县国营酒厂所用的酿酒原料比乡下的小酒坊讲究，所以姐夫每次带来的都是苞谷酒，父亲自然喜形于色。
常常是这样，父婿俩一端起酒碗，就天南地北地讲过去。因为1970年我们县在酉水河上游三元乡地段兴修水电站，全县每个生产小队要抽调了一位民工，父亲生来老实巴交，队长派他去，他不敢说二话；姐夫当年是个年轻小伙子，他13岁时就没了娘，一哥一姐都成家另过，他和父亲朝夕相处，总觉得无聊，于是争着要去工地。那年他才16岁，生产队看他年纪小，在队里挣工分不划算，但到电站工地却能顶一个名额，巴望不得；恰好工地需要临时电工，越年轻越好，他如愿以偿。因为父婿同时在电站工地干过两年，于是他们在饭桌上倾诉在电站工地的辉煌岁月。父亲念念不忘他在兴修电站时多次拿到奖状的经历；姐夫洋洋得意吹嘘当年在电工班混得如何的风生水起；父亲一时兴起时就要背诵一段“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姐夫就兴致勃勃地阔论将来电气化的前景。但他们父婿最终的归宿到后来却是共同的遗憾——当电站竣工之后，因为电站上班不准喝酒，因为父亲热恋故土，他宁愿放弃看守闸门的差事，也要回到家人的身边，继续卖柴换酒的生活，苦度那贫困艰难的日子；姐夫也因为阴差阳错，最终没能转为正式电工而回到了他原来的生产队。
父亲酒量大，半斤酒下肚，脸虽有些微红但手一点不抖；姐夫酒量不如父亲，喝过半斤后就有些摇头晃脑，凡到如此程度，父婿俩就恋恋不舍地刹车，因为没有那么多能让他们烂醉如泥的酒——贫穷，曾经夺走了许许多多的人们能吃能喝的宝贵时光。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到了1988年7月，那时我已成家，此时的家境渐渐好转，父亲68岁的生日那天，我用塑料桶买了20斤苞谷酒，让他同姐夫一起尽情地喝。后来父婿都醉得一塌糊涂，父亲在醉得不省人事前总是胡乱地喃喃：“喝够了，喝够了……”此后的日子，父亲每喝必醉，醉后就胡言乱语，有时甚至骂天骂地。有一次骂得一家老小惶惶不安时，我就忍不住砸乱了几个空酒瓶，听到空酒瓶被砸的声响，父亲的骂声戛然而止。自那以后，父亲喝醉酒后虽不再乱发酒疯，但总是愤愤不平地蒙头昏睡。后来我感觉出父亲喝醉后借酒力发泄的愤怒，是因为过去的贫穷没能满足他的酒量，而如今有酒喝了他又能喝多少呢！
凡事有先兆，父亲在68岁生日喝醉酒后连说的“喝够了，喝够了……”就是人生在世时无意间说出的断头话，后来的事实实实在在地证明了这一点。1989年农历正月的某一天，他白天还精神抖擞地在田间劳动，吃过晚饭后，他走进火塘拿来长杆烟斗正坐下来准备抽烟，忽然，他的头如中风似地晃动起来，握着烟斗的左手也随之摇晃，右手仿佛是要抓住什么，只一会工夫，父亲就与世长辞了。若干年后，生活富裕了，我就常想，假如父亲当年不走，还能多活一些年头，他随时可以把酒当水喝。但人的命运是不能假设的，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当父亲的新坟垒起之后，姐夫在一只大碗里满满地倒上了白酒，双手将酒碗端起来放上坟头，然后双手合拢毕恭毕敬地鞠躬三下，作完长揖之后，他左手再次端起酒碗，让白酒一丝丝地流向了坟头。
我与酒无缘，喝上三两口就头昏脑涨，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接好父亲的班，于是姐夫再来我家的时候他就没有人陪喝。但姐夫是一个大半辈子随便惯了的人，只要我家里有酒，他一个人随便喝个几杯乐得自在，吃饭之后该干啥干啥，长此以往30多年。
我从小姐夫就喜欢我，也许这就是缘分。我有求于姐夫的事，他总是有求必应，他对我的帮助一直是我的幸运。1991年，我患了一场大病后，家庭劳力严重缺乏，姐夫便来帮我，无论是拿锄头掏土，无论是肩挑背负，哪怕是三伏天大汗淋漓，他总是不辞劳苦。
此后的若干年，我奋力拼搏，拥抱时代发展契机创办了百亩家庭农场，家庭经济因此蒸蒸日上，不再为温饱而发愁；加上我高中毕业走上社会后一直坚持业余自学文学创作，中年时期发表了几十万字的纯文学作品，还与几位文友一起自筹资金创办了一份大型纯文学内部交流资料《农民文学》并担任主编，作为公益文化回报社会。因此我的事迹曾被湖南卫视《乡村发现》栏目，《民族论坛》《湖南日报》《农民日报》《中国作家网》等媒体专题报道。
人到中年在社会上混出了一点小小的名气，社交圈子也因此不断地扩大起来，于是朋友间的来往应酬免不了存酒和相互送酒；再加上有时参加征文比赛活动，举办方不但奖励现金，还奖一壶酒，于是家里的存酒就慢慢地多起来。凡姐夫来我家，我就拿最好的酒给他喝，自然，他高兴。现在，姐夫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说是不能喝酒了，我很遗憾。几个月前州文联的老领导来大灵山上观光，顺便给我带了几瓶内供茅台，我给姐夫还留了一瓶——我期盼姐夫早日康复还能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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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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