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艳华
若您读到中国的实业抗战史那些波澜壮阔的篇章时，“永久黄”团体的西迁必是一座绕不开的丰碑。当我们回望这段在战火中保存民族工业命脉的苦难征程，一个身影始终屹立于迁徙洪流的最前方，他的名字，早已与那段机器轰鸣、烽火连天的西行之路融为一体——他便是从湘西永顺走出的爱国实业家李烛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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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黄”，这三个字，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实业史上重于千钧，它代表着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久大精盐公司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国第一家纯碱公司、第一家精盐公司、第一家化工研究机构。它们像三根坚实的支柱，撑起一个民族脆弱的化学工业之梦，被誉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吾国唯一的化学命脉”。
“七七”事变后不久，华北沦陷，山河破碎，在那个风雨飘摇中艰难孕育的“永久黄”团体更显得岌岌可危。生死存亡之际，“永久黄”创始人范旭东将千斤重担托付于李烛尘——挽救火种，向西迁移。面对侵略者的威逼利诱，李烛尘大义凛然，断然回绝了所谓的“合作”，转身带领着一群同样心怀家国的同仁、员工，连同那些笨重如山的机器设备，踏上了中国化工史上最为悲怆、也最为壮阔的万里征途。他们翻山越岭，渡河过江，将工厂、实验室一寸寸向大后方转移；他们在西南腹地，将“永久黄”的火种重新燃起，夜以继日地组织生产，将纯碱、食盐等战时亟需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入千家万户、送入抗战一线；他们毫无保留地帮助地方同行提升技术、改良工艺，如同一颗颗顽强的种子，在破碎的河山间催生出新的工业生机；他们支撑着战时的经济命脉，更滋养着军需民食的生命线。李烛尘与“永久黄”团体的这段非凡岁月，不仅仅是一次物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民族实业精神的跋涉与重生，是将工厂当作阵地、以技术作为枪炮的另一种抗战。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用汗水、智慧与不屈的意志，书写了一部荡气回肠的实业救国史诗。这史诗，镌刻在中华民族抗战的宏伟画卷中，墨色浓重，笔力千钧，至今读来，犹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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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烛尘出生于风雨如晦、内忧外患的晚清时期，山河破碎的阴影笼罩着华夏大地的每一个清晨。年少的他将行囊负于肩上，翻越湘西的层峦叠嶂，走向未知的远方——那里有他要用一生求索的救国之道。
新文化的浪潮拍打着沉睡的神州，也在李烛尘的心中激荡出深沉的回响。“实业救国”不再是纸上的理念，而成为了他融入血脉的誓言。1913年，李烛尘以过人的才识从常德西路师范学堂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公费留学生，专攻电气化学。学成归国时，他拒绝了美孚公司合作邀请，因《盐政杂志》一纸牵线，遇见了心怀实业报国梦想的范旭东。1918年，李烛尘受邀加入久大精盐厂，从技师到厂长，他将湘西汉子的坚韧与实验室的严谨融为一体，逐渐成为了“永久黄”这座工业巨轮不可或缺的舵手之一。
1924年2月11日，李烛尘给范旭东的信
盐，乃化工之基石，制碱、制酸、制氮皆赖于此。然而，在旧中国，这天然宝藏却沦为权贵盘剥百姓的工具，相关技术与市场尽被外邦扼住咽喉。李烛尘初入久大时，事业正值筚路蓝缕。他力主“工商并举、科研并进”，秉持分文必争、分秒必争的锐气，对内整饬制度、凝聚人心，对外广拓销路、宣扬品牌。在他的辅佐下，久大声势日隆，至建厂十周年，资本已从初创时的五万元飙升至二百五十万元，为日后永利、黄海的破土而出积蓄了磅礴之力。
1920年，永利碱厂于塘沽始建。次年，李烛尘肩挑永利经营部长之职，兼管久大厂务。他始终坚信：“事业之成，首在技术；技术之本，根于科研。”为此，他向范旭东郑重倡议设立专门研究机构。这份倡议催生了中国化工史上里程碑式的决定——范旭东那句“当掉裤子也要办黄海”是给予他的最响亮的回答。1922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破茧而出，成为中国化学工业的智慧灯塔。
范旭东胸怀构建中国盐碱化工体系的宏图，他深知此事既需超凡魄力，亦须坚实后援。为助李烛尘在事业中更进一步，视其为莫逆之交的范旭东慷慨赠股五千元，直接推举其进入公司董事局，赋予他更辽阔的舞台。
1924年是永利最艰难的时刻，碱厂虽已投产，产出的却是无法与洋货比肩的苦涩，股东们的议怨几乎要将厂房压塌。在一片质疑声中，李烛尘与范旭东力排众议，鼎力支持侯德榜投身技术攻坚。整整七百个日夜的坚守，终于在1926年盛夏结出硕果——当第一捧洁白如雪的优质纯碱诞生，整个工厂沸腾如海。同年费城万国博览会上，“红三角”纯碱金牌闪耀，评委的赞誉穿越重洋：“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自此，英国卜内门公司垄断中国碱市场的历史，被永久改写。
之后，从青岛永裕盐业公司的创立，到江苏新浦久大分厂的拓展，李烛尘协助范旭东用坚实的脚步一步步拓展民族化工业的疆界。他们始终秉持“酸碱并重，如鸟之双翼”的信念，又于1937年2月建成南京硫酸铔厂，至此，“永久黄”已巍然屹立为东亚制盐、制碱、制酸全面发展、规模最著的化工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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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震碎了华北的平静。硝烟如墨，浸染平津，久大、永利、黄海——这艘中国化学工业的巨轮，骤然面临倾覆之危。永利总管理处的函告字字沉重：“各业停顿……久、永两厂被迫全停。”战火蔓延，国运飘摇，“永久黄”团体站在了存亡的十字路口。
天津沦陷，范旭东毅然南下找寻新的发展机遇，留守华北、守护根基的重担，落在了被同仁尊称为“李老太爷”的李烛尘肩上。他面容谦和，脊梁却如孤松般挺直，总是在至暗时刻为团体擎起一盏灯。
不久，一纸来自长芦盐务管理局的“训令”送至永利，“兹派产销科员最首喜久三、加滕登志男、小山田忠男等会同前往天津久大精盐公司及永利制碱公司调查营业状况暨其他重要事项。”三名日籍调查员的名单刺眼——这不过是豺狼登门的幌子。果然，名为“兴中”的公司随即现身，披着“华北开发”的皮，行经济掠夺之实。日军包围厂房，兴中公司软硬兼施，或诱以收购，或逼以租赁。时局艰危，人心浮动，连团体内部也出现了“不如拿笔现钱另作打算”的声音。
1938年6月28日，财政部四川盐务管理局盐字第4407号指令
但李烛尘与远在南方的范旭东，隔着连天烽火，胸中的跳动却是同样的铿锵：“宁举丧，不受奠仪。”他们用呕心沥血创建的工厂，如同自己的孩子，是他们毕生所求工业救国的希望，岂能拱手奉与仇敌？
天津的冬日，寒风裹挟着硝烟。敌机掠过，百姓流离，李烛尘却在动荡中织就一张周密的大网。他一面与日本人虚与委蛇、拖延周旋，一面指挥着一场静默而浩大的转移。
年轻的技师肖志明从日本匆匆归国，回到塘沽只见厂房寂静、家人离散。惶急中奔至天津总管理处，却得知李烛尘早已将其家眷安全转移至香港。七尺男儿，顿时热泪纵横，从此死心塌地追随烛老左右，投身善后事宜。
技术人员李祉川则接到一项秘密任务：带领几人，将厂内核心蓝图分批投入烧碱炉。火光跃动，图纸蜷曲成灰，每一页技术的结晶都在火焰中化为不肯屈服的星点。他们又亲手拆毁了石灰窑顶的分石转盘、蒸馏塔的温度传感器、碳化塔的关键管线——这些最新技术，宁可毁去，绝不资敌。
1937年12月下旬，兴中公司代表最终撕下伪装，将一纸“租赁合同”拍在桌上，要求签字。“永利将工场租与兴中公司，其租金另定之；永利现有之原材料凡兴中公司所需者由兴中买收，其价格另协议之。”条款冰冷，字字如刀。李烛尘目光如炬，拍案之声震彻厅堂：“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东西还要物主签字之理！”
南京沦陷后，日军终于露出了他嗜血的獠牙。所谓“租赁”变为“接收”，武装士兵开进塘沽。1937年12月22日，永利碱厂沦陷；久大亦落入敌手。而远在南京、投产仅半年的硫酸铔厂，已在日机三次野蛮轰炸中残破不堪，终被掠夺。
但火种未熄。1937年底，李烛尘安排肖志明、李祉川等十余名技术人员，将抢救出的永利碱厂全套设计资料，分作八卷，藏于行囊。他们身影匆匆，从香港至广州，过武汉，最终抵达重庆。至1938年初，三百余名技术人员、千余职工眷属、数万吨设备物资，如一股不屈的洪流，穿越战火，汇于汉口。
渤海之滨的工厂虽陷敌手，但民族的化工命脉，却在长江之畔微弱而顽强地重新搏动。那不曾签下的姓名，那焚毁图纸的火焰，那拆散设备的双手，共同写就了一行无声的誓言：山河可碎，薪火不灭。
1945年11月15日李烛尘率队接收天津永利碱厂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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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山河破碎，列强环觎。怀抱实业救国梦想的先驱者们，在荆棘丛生的创业路上跋涉，目光却须臾不敢离开风云诡谲的时局。东北沦陷，华北危如累卵——这片广袤的膏腴之地，早已是日本虎狼垂涎的猎物。李烛尘在致范旭东的信中，字字沉重如石：“塘沽安靖与否，动关大局……届时中国将成问题，则此间事业更为沧沧一粒也！”
忧患如影随形。1932年天津的数起日军暴行，更让他彻夜难眠。他再次提笔：“时局如此，实在不用冒险也。基本工业，根本上不能在此。”这并非退缩，而是智者洞见危机后的未雨绸缪。1934年，一份静默而坚决的转移开始了：李烛尘安排将永利碱厂的核心档案、技术蓝图、设计文献等秘密护送进天津法租界的总管理处——这是为不可测的明天，预先埋下的文明火种。
这火种，早在二十年前已见微光。1919年春，李烛尘步履踏遍四川自流井、五通桥的盐场井架，历时四月，撰就《四川自流井钾盐调查报告》。那时“永久黄”的事业方兴未艾，他却已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内陆腹地。谁曾想，当年那份报告，竟在二十年后成为绝境中的导航星图。
1938年初，汉口。长江畔的湿冷空气里，“永久黄”的高层会议连开数日。前途茫茫，歧路纷纭：是精简人员以渡财务难关，还是背负全部生命与梦想负重前行？分歧声中，李烛尘与范旭东的声音再次坚定重合——一个也不能少。于是，李烛尘受命为迁川总负责人，他的远见卓识、组织能力以及忠于事业的高贵品质再次得到团体一致认可。他如同一位老船长，要在这风雨如磐、惊涛骇浪中，将整艘大船与所有船员，带往生的彼岸。
此时的中华大地，前线硝烟四起，而后方则是在一片混沌和焦灼中铺天盖地地进行一场悲壮而浩大的、史无前例的大流亡、大迁徙。从汉口至重庆，千里长江是生命线，亦是鬼门关。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继庸在《民营厂矿内迁纪略》写道“由宜昌至重庆水路全线长约1300里，沿途经过獭洞滩、青滩、滚子滩等险滩不下75滩之多。木船遇急滩时，虽尽一二百纤夫之力，每小时仅能上行二丈，有时甚至寸尺难前……”滩险流急，纤夫号子声嘶力竭，木船险滩间寸寸挣扎，李烛尘率“永久黄”的同仁们用血肉与意志在激流中写下中国化工业迁徙史诗。1938年3月16日，当李烛尘等最后三名殿后者飞抵重庆，“永久黄”全体，终于在这片战时陪都的土地上，重新集结。
然而，喘息方定，百废待兴。驻渝办事处内，年近花甲的李烛尘案头千头万绪。首务之急，是让久大制盐的炉火重新燃起——这关乎民生，更系军需。
他自然而然地想起自流井，那片二十年前便刻入记忆的盐都。但故地的温情并未如期而至，地方盐商视久大为入侵的巨鳄，恐惧它搅动固有的利益格局。抵制汹涌而来：状纸直飞重庆最高政要案头，控诉范旭东“挟资谋利”；民间更是“井不出租、地不出佃”，筑起一道无形的铜墙铁壁。
困境如蜀道，层层叠叠。李烛尘却以湘西人特有的智慧与韧劲，开始了细致的破局。他设立久大驻蓉办事处，于川康盐务管理局与地方政府间，多方斡旋；借力四川政要邓锡侯之子的盐灶关系，疏通人脉；更亲自与当地盐商对坐恳谈，坦诚相见：“愿公开久大制盐法，欢迎仿效，技术可援，购料代劳。”其胸襟与诚意，终使坚冰初融。在川康盐务管理局的主持下，久大承诺：年产量限六十万担，战时销往外省，战后专供工业，技术公之于众。
1938年9月18日——这个充满国耻记忆的日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自贡模范盐厂在鞭炮与瞩目中开工。《新运日报》详细记载了那口长达三十六尺的崭新煎盐锅，以及“温锅”中翻滚的卤水，低温结晶工艺凝出颗粒更大的盐晶，钢板平锅首次在这古老盐都闪耀着现代工业的光亮。
在开工典礼上，范旭东声音激昂：“这颗在渤海天涯照耀了二十多年的‘海王星’，今天闪烁于自贡市的天空。”这不仅是工厂的重生，更是一声穿越烽火的庄严宣告：中国的实业脊梁，砸不碎，迁不绝，烧不化。
凄风苦雨中，“永久黄”终于在内陆扎下了根。那簇从渤海之滨捧来的工业火种，在巴山蜀水间，颤巍巍地，重新亮起了倔强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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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的烽烟还未散尽，“七七”的枪声又撕裂了长空，中国接连失却了东北的盐税与沿海的盐场——那是维系国家命脉的结晶。至1938年初，全国七成产盐区沦于敌手，湖南、湖北等地已尝盐荒之苦。日伪在占领区厉行食盐配给，重重封锁，企图以盐为刃，扼住抗战军民的生命咽喉。盐，自此不再仅是调味之物，而成了关乎生死存亡的战略命脉。
危急存亡之秋，国民政府的急令飞驰入川：川盐须翻倍增产，以补苍生之需，以支军国之用。久大自贡模范盐厂的蓝图，便是在这般山雨欲来的重压之下，铺展开来。
四川，坐拥千年盐都，井灶星罗。然其盐产自深井，汲卤煎煮，法繁本高，战前年产量仅占全国百分之十七。如今骤令产量跃至一千二百万担，近乎倍增，川康盐务管理局的官员们面对“旧有生产方式，不足负担此巨艰”的困境，一筹莫展。虽设“川盐改进技术委员会”，却因战乱阻隔、人才凋零，迟迟未见实效。
直至“永久黄”团体溯江西来，宛如一股活水注入沉寂的池潭。范旭东、李烛尘实地踏勘盐场后，慨然决断：“决由敝公司出资赶急在自流井创立一模范盐厂，以资观摩……”这不仅是商业的拓展，更是一份“技术救国”的沉重诺言。
模范厂既立，便如一颗投入古池的石子，激起了变革的涟漪。李烛尘深知人才乃复兴之本，他将随迁入川的三百余位高级技术精英，一部分置于黄海化学研究社，一部分则尽遣盐厂，专攻技术改良。不久，一项革命性的创造——枝条架晒卤法诞生了。那层层叠叠的竹架，仿佛巨鸟展翅，承接天光与山风，使卤水浓缩效率倍增，煤柴消耗锐减，效能从不足三成跃至七成以上，真正开启了“自贡盐场之新纪元”。而后，黄海社研制的小型压砖机隆隆作响，每日将雪盐压成方砖，每块六斤，整齐如列阵之兵，极大便利了运输，使川盐的足迹得以穿越崇山峻岭，远达驼峰航线、滇缅战场。
自贡盐业的迅猛崛起，刺痛了侵略者的眼睛。1939年秋至1941年夏，日军悍然实施“盐遮断”计划，企图摧毁这条后方的生命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日军七次轰炸自贡，久大模范盐厂作为盐企龙头，更是屡屡成为靶心。然而，久大盐厂与自贡盐商集体以“轰炸越凶猛，盐产量越高”来回应敌人。据统计，全面抗战八年间，自贡累计产盐近二百万吨，供应大半壁江山，养活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盐税最高时占全川六成五，为抗战输注了不可或缺的强劲脉动。
与此同时，僻处五通桥的黄海化学研究社，在简陋的房舍内，正进行着一场神奇的“点金术”。他们从制盐剩余的“胆巴”中提炼钾肥，投入生产；从废弃的“苦卤”里萃取硼砂、溴素、碘素，以疗伤兵；甚至从山林间的五倍子中获取棓酸，以资军需民用；随后诞生的三一化学制品厂、明星制药厂等，无一不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典范，他们利用制盐过程中的“废物”转化为医药、军工、轻工产品，让每一滴卤水都燃起抗战的火焰。
而在五通桥道士观，一方新的基石已默默奠定。1939年3月，永利川厂在此破土，并被意味深长地命名为“新塘沽”。至1941年，这片曾经的荒地上，已矗立起包括制碱、炼油、机械、发电在内的“十大单位”雏形。从渤海之滨到华西腹地，“永久黄”这支“吾国化学唯一命脉”，在李烛尘与同仁们的精心呵护下，未曾断绝。那最初如豆的星火，历经浩劫，终在这山河深处，汇聚成了一簇照亮漫漫长夜的、不屈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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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如春雷般炸响在饱经沧桑的中华大地。八载浴血，终见曙光。然而，当欢庆的声浪掠过废墟，李烛尘与“永久黄”同仁们已清醒地意识到：胜利的旗帜之下，一场更为艰难的征程刚刚开始——他们必须从侵略者手中，夺回被践踏八年的厂房与机器，他们要将八年离乱中拼死保存的技术火种、人才心血与工业信念，重新接续到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他们肩上所负，早已超越一厂一业的得失，而是整个民族工业能否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历史重量。
当接收人员终于踏进塘沽的永利、久大厂区时，眼前景象令人心碎：机器被掠夺性使用至“残废不堪”，仓库原料被洗劫一空，昔日轰鸣的厂房只剩下空洞的回响。一份内部报告痛陈：“敌人侵占时代产量日见减少，不到原来生产三分之一。”而南京铔厂下属硝酸厂的全套珍贵设备，更是已被拆卸运往日本，踪迹难寻。
1945年11月15日，李烛尘以国民政府接收人员的身份重返阔别八年的塘沽。面对日方人员递来的所谓“交接文件”，他言辞掷地有声：“现在物归原主，我们派人来管理，有什么字可签！”这句回荡在残破厂房中的斥责，是一个民族对掠夺者最直接的宣示。
然而，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最为浓重。各方势力如同秃鹫，觊觎着这片饱受创伤的工业沃土。日本方面竟提出将侵占期间的维修费用算作“股金”，企图在法理上留下尾巴；国民政府内部也有人视此为“敌伪产业”，意图私吞侵占；而被劫至东瀛的设备，更是归途遥遥。
李烛尘如同一名寸土必争的守护者，面对日方以文书设陷的故伎、国民政府内部的重重阻力、以及被劫设备远在异国的困局，他以智者的策略与斗士的坚韧，在谈判桌前寸步不让，在文书往来间据理力争，在错综复杂的时局中精准斡旋。他既要在法理上拆解敌伪巧立的名目，又要在现实中抵御各方势力的觊觎，每一步都踏在荆棘之上，每一次抉择都关乎民族工业血脉的存续。这段回收之路，非但需有寸土必归的决绝，更需有在惊涛骇浪中辨明航向、于绝境中开辟生路的非凡智慧与不折脊梁。他在致蒋介石的信中直言：“今国家胜利，政府对此艰难缔造之事业及愚忠尽职之人未加鼓励，反而以种种法令束缚之……未免使正义之士寒心。”这封措辞恳切而骨鲠的信函，是一位实业家对家国前途最沉重的叩问。
经过长达数月的艰难博弈，曙光初现。1946年7月，经济部终于批复：“准予担保将工厂发还。”同年8月，日本方面被迫同意归还南京铔厂设备，“一月后即可拆卸，在日本海港交货”。这轻飘飘的一句话，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外交角力。直到1948年4月，被劫掠的硝酸厂设备才完成拆卸、装船、启运，穿越波涛，重返故土——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唯一一次完整追回并被归还的工业设备，其意义远超设备本身。
然而，和平的曙光尚未普照，内战的阴云又已密布。刚刚恢复些许元气的“永久黄”，再次被推到了战火边缘。为守护这“中国化学工业之母”，李烛尘以古稀之年，再度挺身。
1948年12月25日，天津战役前夕，李烛尘的一封加急电报飞至傅作义将军案头：“卅年前，塘沽原系一片荒地，自久大永利两厂建立后，始有今日繁荣……万恳迅令该地守军不得倚厂作战，以免炮毁，保全化学工业命脉！”字字泣血，句句锥心。
李烛尘给傅作义的电文底稿及手稿
1949年1月13日，塘沽解放前四天，又一封电报直达蒋介石：“久大、永利两厂适处其间……倚厂作战，中国唯一化学工业之母的碱厂，行遭毁灭，三十年缔造太难，中国将何以建国。”在这封电报中，他更发出了“阅墙终是兄弟，不要视同仇人”的悲怆呼吁，其情怀已超越一厂之得失，而系于民族工业血脉之存续。
在历史巨变的洪流中，李烛尘与两厂职工组成的护厂队，如同坚定的礁石。他们用智慧与勇气，周旋于各方之间，最终使大部分关键设备得以完好保存。当新中国的朝阳升起在渤海湾时，这片饱经战火的厂区，虽满身疮痍，却保住了最珍贵的心脏——它为新时代的化工事业，保存了涅槃重生的火种。
从拒绝签字的凛然，到书信陈情的执着，再到战火边缘的奔走，李烛尘守护的不仅是一座工厂，更是一个民族工业自立自强的梦想。这梦想历经劫波而不灭，穿越战火而愈坚，终于在历史的转折处，为新时代的奠基，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厚重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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