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建永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地方性知识的生产与保存显得尤为重要。当我们谈论中国西南腹地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时，这片被武陵山脉环抱、澧水与酉水滋养的土地，不仅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闻名，更以其厚重的民族文化与近半个世纪以来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引人深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摄影家唐克立以其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凝视，为我们构建了一座极其珍贵的“湘西视觉档案库”。他的镜头，远不止于记录风景与人物，更是在进行一场深刻而自觉的影像人类学实践。
本文旨在从影像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唐克立作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并将其置于世界影像人类学的谱系中进行观照，以凸显其独特的方法论贡献与文化价值。
一、扎根、在场与凝视：作为影像人类学家的唐克立
影像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视觉媒介交叉的学科，其核心在于运用影像手段（主要是摄影与电影）系统地记录、研究和呈现人类文化行为与社会结构。它强调长期的田野工作、文化主位（emic）的视角、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以及对文化变迁过程的跟踪记录。从这一标准审视，唐克立先生的摄影实践具备了影像人类学实践的经典范式。首先，他实现了彻底的“在地化”与“长期田野化”。1952年，唐克立从相对发达的常德调入湘西泸溪，这并非一次短暂的采风或猎奇式的探险，而是一次生命的扎根。此后数十年，他作为《团结报》的记者和独立摄影家，足迹遍及湘西的村寨、山谷、工地与节庆现场。这种由“外来者”到“内在参与者”的身份转换，使他得以超越游客式的浮光掠影，深入社区肌理。他的拍摄不是偶发性的，而是伴随湘西社会转型全程的、系统性的视觉民族志书写。
其次，他的镜头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视的尊重”与“深描的耐心”。无论是记录枝柳铁路通车时山民们仰望火车的群像（《火车进山城》），还是特写土家织锦艺人叶玉翠手中经纬交织的纹样，他的构图很少出现居高临下的窥探或浪漫化的失真。他捕捉的是日常状态下的震撼，平凡瞬间里的历史。例如在《火车进山城》中，人群的聚集是自发的，表情是复杂而真实的——好奇、茫然、期盼交织，这恰恰是对一个封闭山区首次迎接现代性象征物时，集体心理最生动、最人类学的抓取，远比任何摆拍的欢呼更具阐释力。他的主题选择具有明确的文化整体观。他的作品体系涵盖了物质文化（织锦、民居、交通工具）、社会结构（家庭、劳作、集市）、精神世界（节庆、仪式）以及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峡谷中的村落、梯田景观）。特别是他对苗鼓、织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持续关注，不仅记录了技艺本身，更通过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揭示了文化传承的社会网络与代际动力。这种系统性，正是学术性影像人类学项目所追求的目标。
1983年，唐克立深入苗寨采风创作。吴智江 摄
唐克立先生摄影最核心的历史价值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关于中国湘西地区现代化进程的、连续而细腻的“视觉编年史”。他的镜头跨越了从集体化时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直至新时代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数个关键历史阶段。《“梁祝”.吉首抬春》无疑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切片。在影像人类学中，历史物象的重新回归常常是文化变迁最剧烈的催化剂。这幅作品精准地捕捉了因为改革开放，失传了很久的传统又回到人民身边的快乐。“抬春”这一古老文明的欢乐方式，再次重现湘西古老的人间烟火气。画面中，“春姑”与满大街翘首观望的人们互为衬托，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人们精神自由快乐的状况。这不仅是现实场景的记录，更是一部“相遇史”的开启：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知识与当代生活在此刻对视。
《凤凰县山江苗集上的“花带”交易》这幅作品更是生动地记录了市场经济来临之后，苗族人民自己的非遗产品能够光明正大地进入市场交易的历史瞬间。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商品交易被视为资本主义方式而不被允许。改革开放后，苗族姑娘精心编织的花带，不仅有美的价值，还是生产力的释放。这一看似平凡，但记录时代巨大变革在这群苗族姑娘身上发生的即时影像，其历史文献价值堪比人类学家记载的太平洋岛屿居民首次见到轮船或飞机。
1985年，梁祝--吉首乾州“抬春”。
此外，他作品序列中关于公路桥梁建设、城镇面貌改变、传统服饰与现代衣着混搭、古老集市与新兴超市并存的影像，共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文化变迁图谱。这些图像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洞，从具体人物的面容、衣着的细节、工具的演变、居住空间的改造中，让观者能直观感受到时间流动与社会发展的质感。例如，对比其早期拍摄的以木结构为主的凤凰古城巷弄，与后来作品中出现的古城保护与旅游开发后的景象，便是一部活态的“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视觉讨论的书籍。
三、艺术价值：纪实美学中的人文诗意
唐克立先生的摄影语言，是纪实性、叙事性与形式美感的有机统一，这使其作品超越了单纯的资料属性，具备了深厚的艺术感染力，这也是优秀影像人类学作品共有的特质——在求真中达到美。在构图与光影运用上，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美学影响，讲求意境与和谐。如《武陵奇峰》（1978）中对张家界砂岩峰林云雾的捕捉，既有中国山水画的空灵韵味，又以摄影的纪实性奠定了湘西自然风光的经典视觉范式。在人文题材中，他善于利用现场环境光线，营造富有戏剧感却又真实自然的画面。拍摄《不夜路》（1981）这类工业题材时，他能将夜间工地的灯光转化为富有韵律的光影结构，歌颂劳动之美而不显说教。其艺术性的高峰，体现在对“决定性瞬间”的把握与对人物精神的深度刻画上。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强调在事件进行中捕捉形式与意义达到完美平衡的一刹那。唐克立的许多作品深得此精髓，但又注入了中国式的“传神”追求。他拍摄的民俗活动照片，人物动态生动，情绪饱满，瞬间的抓取使得静态照片充满了时间的延展性和故事的悬念感。而对叶玉翠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肖像，他通过对手部特写、专注神情与织锦纹理的精细刻画，传达出一种超越技艺的、关于生命专注与文化坚守的永恒感。这种“传神”，正是影像人类学追求的对文化持有者“主位”精神世界的触及。
1964年，在海拔1800多米的悬崖上，洛塔人修筑了接通县城的公路，从而结束肩挑背负的历史。
四、现实意义：文化自觉、身份认同与发展反思
在当下，唐克立先生摄影作品的现实意义愈发凸显。
其一，助力文化自觉与身份认同。在全球化与旅游开发背景下，湘西的民族文化既迎来展示机遇，也面临同质化与表演化的风险。唐克立早年记录的、相对原生态的民俗场景和日常生活，为当地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提供了一面回溯自身文化根源的镜子。这些影像证实了其文化的独特价值与历史深度，能够激发社区内部的文化自豪感与传承自觉，是构建和强化地方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宝贵资源。
1966年，吉首县寨阳公社社员狠抓春耕生产。图为女社员送肥下田。
其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视角。他记录下的湘西传统农耕方式、人居生态、手工艺生产体系，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生态智慧。在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今天，这些影像可以提醒人们，现代化发展不应以彻底抛弃传统知识为代价，而应探索如何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生活、生态保护相协调。他的作品序列本身，就是一部关于“发展”所带来的得与失的视觉辩证档案。
2010年，苗乡还傩愿--舞绺巾迎神。
其三，搭建跨文化理解的桥梁。通过上海等地的展览，他的作品让外界观众得以超越对湘西“神秘边地”的想象式猎奇，看到一个真实、复杂、充满韧性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湘西。这种基于长期深入观察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呈现，是促进不同文化间深度理解和共情的最有效媒介之一。
五、世界影像人类学谱系中的唐克立：贡献与独特性
将唐克立的实践置于世界影像人类学的脉络中，可以更清晰地定位其贡献。西方影像人类学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早期常与殖民探险相伴，虽积累了资料，但难免带有“他者化”的凝视。二战后，随着反思人类学的兴起，如约翰·马歇尔的《猎人》（1957）对卡拉哈里沙漠昆申人的记录，开始强调长期跟踪与深度参与。至20世纪中后期，让·鲁什的“共享人类学”主张让被拍摄者介入到影片的阐释中。这些演进的核心，是追求更平等、更深入、更辩证的文化呈现。
1966年，凤凰县体校学生在晨练。
唐克立的实践与这一国际学术潮流既有共鸣，又有其基于中国语境的独特性：
1.时间尺度的史诗性：相比于许多人类学项目有限的田野周期（通常一至两年），唐克立持续超过六十年的拍摄，覆盖了一个区域从前现代到全面融入现代中国的几乎整个转型周期。这种时间跨度，在世界影像人类学个人项目中也属罕见，其积累的影像序列对于研究长时段文化变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2.个人实践与国家叙事的交织：他的工作并非在学术体制内进行，而是以新闻记者和艺术家的身份展开。这使得他的记录必然与中国的国家发展叙事（如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紧密相连。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的镜头在宏大主题下，始终保留了对个体命运、日常细节和民间情感的强烈关注，从而在主流叙事中嵌入了丰富、鲜活甚至可能是有差异的民间视角，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家－地方－个人”三重奏式的视觉文本。
3.静照的深度与力量：世界影像人类学的主流载体是活动影像（电影、视频），因其能记录过程、声音与时间流。然而，唐克立坚持以静态摄影为主。这恰恰发挥并彰显了静照的独特优势：高度的提炼性、象征性和凝视的永恒感。一张如《酉水河上的女船工》这样的照片，其浓缩的历史信息与引发的思考强度，不亚于一部短片。他的实践证明了，在系统性和深度的支撑下，静态摄影集合同样可以完成卓越的影像民族志。
1963年，花垣县麻栗场社员赶集的热闹场景。
4.从“记录变迁”到“参与建构”：唐克立不仅是变迁的记录者，也是湘西视觉文化最初的系统建构者和传播推动者。他发起影展、组建摄影协会、培养本土人才，实际上参与塑造了湘西的“自我形象”及其对外展示的方式。这种将记录、创作、教育与文化推广融为一体的实践模式，扩展了影像人类学家的社会角色。
1981年，凤凰腊尔山新春“百狮会”。
结语
唐克立先生用一生行走与凝视，完成了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他的摄影，是湘西土地的日记，是土家族苗族人民的影像家族相册，更是研究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具有奠基意义的视觉民族志。从影像人类学的视角看，他以其极致的长期性、深度的在场性、系统的整体性和充满人文关怀的平视美学，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用镜头真诚而深刻地书写一个时代、一片土地、一群人的典范。
在世界影像人类学的星空图中，唐克立或许不是方法论的开创者，但他以其独一无二的时间长度、与中国当代史紧密交织的叙事厚度，以及静照所达到的象征深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作品档案，不仅是湘西的宝贵遗产，也是所有关心文化变迁、现代性冲击与人文坚守的人们，可以持续汲取智慧与力量的视觉源泉。在图像泛滥却意义匮乏的今天，回望唐克立那沉静、专注而深情的镜头，我们愈加明白：真正的记录，源于最深沉的在场；优秀的影像，诞生于对土地与人民最长情的陪伴。
湘西洗石斋
2025年12月14日
作者简介：张建永，教授，吉首大学原正校级督导。主要学术专著《东方之慧》、《原始儒学文化思维研究》、《艺术思维哲学》、《乡土守望与文化突围》、《行走的树》；主编《湘西文化大辞典》、《从文学刊》（1-5卷），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主要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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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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