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学康
吉首大学学者、凤凰人刘一友曾向同乡沈从文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边城》怎么写到茶峒去了？沈从文微笑以答：“我在那地方住了三天，那次是跟着杨明臣去四川，我在那里搞文书、收发。到了茶峒，过了渡，翻那坡20多里，回头看，一片片竹林，云蒸雾绕的……”这短暂的三日驻留，竟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沈从文的《边城》为何不写熟悉的家乡凤凰，而选择了茶峒？下面将围绕《边城》文旅的系列问题展开探讨。
谭思远 摄
一、《边城》原型地的真实考证
关于《边城》小说原型地当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的边城茶峒的论断，下面拟从五个维度展开论证，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证据链。
第一，作者自述是权威铁证。沈从文在《边城》新题记中写到：“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两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这段亲历记忆，是沈从文自己点燃的创作火种，构成了作家创作轨迹与实际地理坐标的直接关联。
第二，亲友证言是有力旁证。前述刘一友与沈从文的问答，沈从文明确回答《边城》所写是茶峒。（刘一友与沈从文的对谈收录于《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
第三，文本内证是精准对应。《边城》开篇即写到：“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小说中描述的核心地标，如独特的拉拉渡、河街、沿河吊脚楼、城墙及酉水河流走向，均与茶峒的地理环境完全吻合。从大的宏观布局到小的微观细节可谓高度契合，精准构建了“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匹配关系。这绝非偶然的文学想象所能达成。
第四，辨析凤凰县城与茶峒山城是关键论证。沈从文在《凤凰》一文中明确称凤凰为小小县城，是其生命底色；而在《边城》中则反复提及“茶峒”达34次，将其描绘为“小小山城”、“小小边城”。这种明确区分的边城概念，体现了作者在地理载体上的理性清醒，为文学地域主义的建构和作品内容展开奠定了真实的地理基石。
第五，自画图证更是直接有力。沈从文专门绘制的《茶峒城势图》，让人一目了然且无可争辩。这幅图不仅是茶峒现实地貌的真实记录，更是“文学地图”的生长沃土，为文本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空间坐标。
综上所述，沈从文《边城》小说原型地当是花垣茶峒。沈从文对此有清醒的自觉：“我写边城的故事，并不在凤凰。因为湘西的好城市好地方是很多的，我们可以任意剪裁，只要写得好，不必一定是凤凰。” “在肯定茶峒为《边城》原型地的同时，必须回应广为流传的‘凤凰说’。这一观点多基于沈从文的凤凰人身份及其对故乡的深厚情感，特别是凤凰古城旅游起步早影响大、游客多，故很多游客误认为边城就是凤凰古城，具有一定的情感合理性，然而，它没有以上所述对茶峒的各种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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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作中心灵理想情怀的三重递进
沈从文为何要将茶峒古镇升华为《边城》并赋予其精神和灵魂？这体现了其创作动机的三重递进，也是其文学地域主义思想的客观体现。
一是个人情感的寄托。《边城》可以说是沈从文兑现给张兆和的爱情礼物。他曾说：“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部作品履行了他“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的承诺。然而，《边城》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是沈从文个人爱情的“微观”纪念，更是其心中理想爱世界的“宏观”象征。最终，它升华为一份奉献给全人类的湘西世界的永恒礼物。
二是文学理想的实践。沈从文立志要建造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边城》就是这座庙宇的完美实体。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中写到：“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茶峒，正是他选中的“山地基础”——一个具体的地理载体，足以承载其普世的文学理想。
三是民族复兴情怀的忧思体现。《边城》既是一曲田园牧歌，也是对那种淳朴、守信、充满生命力的人生形式的深情挽歌。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写道：“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心怀伟大复兴宏愿的沈从文未选择书写文学的“故宫”或“长城”，而是着墨于边城茶峒，从最熟悉最拿手的本土湘西茶峒写起，如同湘西的好木匠建造湘西吊脚楼，得心应手，根基深厚。
三、虚实相生艺术合成的美学世界与精神原乡
沈从文创作《边城》时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使《边城》成为现实主义精细描摹与浪漫主义诗情画意完美融合的典范，宛如一场场精彩的湘西故事院坝会。
《边城》用现实主义将写实的部分奠基深厚而实在，奠定了作品坚不可摧的生命力与在地感，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地理写实。沈从文亲手绘制了《茶峒城势图》。文中的拉拉渡、城墙、河街、沿河吊脚楼、酉水、白塔、水碾坊等都真实可考，它们是活态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读者可按图索骥，实现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美妙叠合。这种写实的风景美让所在地绽放华彩，使文学地理学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大地。
其二，人物写实。翠翠融合了湘西纯真少女的群像，其真实人物原型，主要来源于散文《老伴》中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儿翠翠；大老、二老兄弟形象源于湘西青年敢爱敢恨、山歌传情的性情。他们是从湘西这片特定地理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鲜活生命，是“地域人格”的生动体现，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地域特征与别的地方不一样。
其三，风俗写实。端午赛龙舟、中秋月夜对歌、过年等民俗活动的生动描绘，构成了一幅鲜活的湘西“地方性”风俗长卷，这些风俗是与人物命运交织在一起，形成地方的独特的风俗美。
其四，经历写实。沈从文在茶峒从军驻防的经历，为他提供了最直接、最细腻的观察素材。《边城》中二老走川东的情节，便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二老那种诗人性格就是沈从文自身形象的化身。这体现了作家个人地理经历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其五，语言写实。《边城》的语言富含湘西地方特色，杂糅了凤凰、花垣、保靖、永顺等地的方言。这些方言在故事中适时出现，恰到好处。如“悖时砍脑壳的”、“车走车路马走马路”等湘西方言人尽皆知、耳熟能详；“那人说是二老告他的”是典型的凤凰话；“翠翠若应当交把一个人”带着永顺话的味道；“傩送二老在茶峒地方不是一个生疏的名字”近乎花垣话；“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什么事都不许哭”则有点保靖话的韵味。这种强烈的语言地域性，行云流水一样美，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湘西语言景观”，令湘西人倍感亲切，外地人读来妙趣横生。
谭思远 摄
《边城》用浪漫主义写虚的部分则充满诗意和梦幻，展现了沈从文卓越的艺术创造力与深刻的美学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人物理想化。《边城》中主要人物被剔除了现实中的杂质，成为美好品质的象征，如翠翠是自然之女，且《边城》里没有一个坏人。这并非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地域人性本质的提炼与升华，是对湘西人性美的礼赞。
其二，情节戏剧化。大老、二老兄弟间“走车路”与“走马路”的竞争、端午节赛龙舟时二老与翠翠的相遇等，无不构成强烈的戏剧张力，在生活质感中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承载命运与情感的戏剧舞台。
其三，氛围诗意化。清澈的溪流、漫天的薄雾、温柔的月色、淡淡的忧愁，共同营造出如梦似幻的抒情诗氛围。尤其是翠翠与祖父的对话，祖父说：“后来的事当然长的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种歌唱出了你。”充满诗情画意。这些手法将湘西的地理环境高度诗意化和审美化，引发读者对“神秘地方感”的共情共鸣。
其四，虚拟地理可信化。《边城》中提及26次的“碧溪岨”，是其虚拟地理的典范。曾有一位南京师大文学院的老教授到茶峒后，连连询问碧溪岨在何处。当被告知真实的碧溪岨虽不存在，但类似月夜对歌之地比比皆是后，教授感叹道：“我懂了！沈从文写的太好太真了，我以为碧溪岨是真的呢！”“花垣县文旅局2024年国庆假期调研，82%的游客表示‘因《边城》中碧溪岨的描写而特意问导游’，76%的游客认为‘即使知道碧溪岨是虚构的，仍觉得整个茶峒是心中‘边城模样’”。茶峒老百姓对此则更深有同感，说沈从文把我们茶峒写的太像了，也写活了。这正是文学地理学的魅力所在。
其五，湘西故事合成化。《边城》的地理载体虽是茶峒，但其故事容量却超越了单一地域。沈从文说自己所写多是“水边的故事”，他将沅水、酉水乃至整个湘西及三省边地的故事，融会贯通于茶峒这座《边城》之中，换句话说，边城茶峒则是湘西水码头的综合体。
正是凭借这虚实结合、自由切换的手法，茶峒当地老百姓在阅读《边城》后，会情不自禁且十分自信地说：一、沈从文写的《边城》就是茶峒，我们茶峒就是酉水清水江边上的城，同时《边城》又是写的整个湘西；二、沈从文写的《边城》是真实的、熟悉的，是与我们茶峒老百姓零距离的对话和拉家常。汪曾祺的评价更为精准：“《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在茶峒基础上构建的《边城》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永恒的文化坐标，是湘西充满爱与梦和真善美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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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旅的融合生长：从世界文学经典到高中教科书，到跟着课本去旅行
如果说茶峒有其深厚的“土根”，那么《边城》则为其注入了不朽的“灵魂”。这座灵魂殿堂，以湘西本真为基石，人伦普善为梁柱，自然和美为气象，最终供奉着人间大爱，恰如沈从文心心念念的“希腊小庙”。
《边城》的问世，影响巨大而深远。《边城》与茶峒则是促进地方旅游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
在文学史领域，《边城》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奠定了其经典地位。汪曾祺说：“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沈从文的《边城》高呢？”司马长风赞誉：“《边城》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这确立了《边城》作为“文学地域主义”代表作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崇高地位。
在文化传播层面，《边城》被译成40多种文字，更于2020年被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正被全国中学生一代代熟知，成为了大众的经典，实现了代际传承与全球传播。
最具现实活力的，是《边城》对茶峒文旅发展的深刻塑造与持续赋能。《边城》是“一部书带火一座城”的典范。如今，花垣茶峒边城旅游日益红火，据湖南省文旅厅公布：茶峒2024年旅游人次达160万人次，2025年国庆假期客流量达26.27万人次，同比增长57.36%，位列湖南省开放式景区第三名，这极大地激发了花垣人的文化自信与自强。《边城》茶峒的成功，本质上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成功实践。沈从文用文字描绘的神秘湘西美丽湘西，引得游客心驰神往。茶峒也因此拥有了灵魂和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进入了国民基础教育教科书，寻梦书中《边城》，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方兴未艾，自然令人向往，入境游，跟着沈从文游湘西正在启航。
“不去茶峒行，枉为读《边城》”、“心中一座《边城》，心上一个翠翠”。如今，源自《边城》的旅游客流如潮水般涌来。乘坐“拉拉渡”既是欣赏风景，游客自身也成了风景。沿河吊脚楼既沉淀着岁月沉香，也飘散着甜米酒香与《边城》书香。“坐在家门口赚钱、就在《边城》里上班”——生活如诗如画的茶峒人倍感自豪。
值得注意的是，必须警惕过度商业化对边城精神与茶峒之魂的侵蚀，坚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守护好《边城》核心区。湘西州人大已经制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边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条例》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酉水河保护条例》，要加大执行力度，保护好边城茶峒核心区，确保酉水河水质达标Ⅱ类以上，禁止旅游船只排污，让游客目光所及呈现《边城》里所描写的河水呈豆绿色。同时，确保当地百姓成为《边城》文化效益的受益者、守护者和宣传员。推动“《边城》+苗寨”旅游系统升级，通过科学引流，将游客引导至茶峒附近的古苗寨（如金龙村、十八洞村等），一举激活蚩尤部落群原生态苗寨旅游。2025年国庆期间，金龙村游客量同比增长80%，实现《边城》茶峒的直接辐射带动，要认真研究和总结。
五、《边城》与茶峒实践的启示：文旅融合大有可为
《边城》与茶峒的互文共生、同频共振，为因地制宜发展文化旅游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益启示，概括起来就是要做到四个坚持：
1. 坚持坚守地域本真。本文中所提及的《边城》精神与茶峒之魂必须牢固坚守，不能动摇。原来的茶峒镇现在已经改成边城镇，突出了人文，割断了历史，边城镇应通过一定程序改成茶峒边城镇或边城茶峒镇。历史与人文不能割断，实体与精神不能割裂，真实的诗化与诗化的真实都必不可少。这也是茶峒老百姓心灵的渴望和情真意切的呼唤。
2. 坚持推动多重价值综合受益。《边城》蕴含重要人文与精神价值，茶峒具备地域价值，二者结合必须产生“1+1>2”的聚合效应，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要实现人文精神价值、地域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综合叠加和最大优化。现在入选高中语文教科书的《边城》插图是凤凰古城图片，且没有对《边城》小说原型地茶峒进行文字说明。茶峒独特的地域价值和文化价值没有体现，因此建议要换成茶峒边城图片，并加上对茶峒的文字说明。不能给求知识求真理求上进的中学生以一丝一毫的误导。建议教育部门在教材修订时，要考虑将插图更换为茶峒实景（茶峒拉拉渡），或至少在教参中予以明确说明，这将是对文学历史与万千学子的高度负责，其教育宣传效果绝不逊色于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将极大激发和带动现在的中学生变成跟着课本去旅行的追梦人。鉴于教材修订周期长，要作长期努力。
3. 坚持保护性开发。花垣县政府要严格执行湘西州人大已经制定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边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条例》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酉水河保护条例》，坚持保护《边城》文化核心与自然生态优先于商业利益的原则，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好绿色银行，让人们在绿水青山中畅游《边城》，使在地居民与游客共同感受美丽边城茶峒，携同三省使生态文明发展示范区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实现现代化，让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湘西美丽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
4.坚持搞好教育宣传。加大对《边城》入选高中语文教科书的立体宣传，让全国中学生及其家人成为边城茶峒文旅产业最广泛、最精准、最持久的客源，有效扩大浏览量，引导客流量，提升留客量。在边城茶峒景区制定景区地理导览图，每到一个重要景点都有语音解说。综合提升导游的文化素质，使他们能够讲好《边城》文化，适时增加英语和韩语导演吸引国际游客。教育好当地居民和商家，让他们读透《边城》，提升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做热情好客的边城茶峒人，让游客感受宾至如归的美好。若能如此，这座由沈从文建造的“希腊小庙”，不仅可珍藏美好的乡情、爱情与家国情怀，供奉家乡永恒的风景美风俗美语言美和人性美，《边城》与茶峒还可共同生成文旅融合发展美妙神奇的交响乐，必将能把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转化为旅游业的持久魅力，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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